李大钊行刑过程曝光，凶手已经瘫痪在床，彭真：剩一口气也要抓

• 1927年春天的北京，街头并不安宁。 那时候，奉系军阀张作霖刚刚在北京站稳脚跟，城里到处是探子和密探，警察局、宪兵队、军队情报部门全都绷着一根弦。 可就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下，有一位身影还在悄悄活动。 他没有离开，也没有退让。 他就是李大钊。 说起来，李大钊其实早就被盯上了。
  

张作霖对共产党深恶痛绝，尤其对这个在北方极有号召力的“李守常”更是下了死命令——一定要抓到，哪怕躲进苏联使馆区也得想办法请出来。 有人劝李大钊赶紧转移，他却说：“我不走，我走了，北京党的工作谁来做？”语气不重，但听得出来，他是下了决心的。 那会儿苏联使馆附近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，李大钊就藏在东交民巷旧俄国兵营的一处房间里。 直到9月的一天，局势突然变了。 一名在城里散发传单的中共地下党员被捕，消息被送到了京师警察厅。 当时的侦缉处长吴郁文立刻意识到，这可能是立功的机会。

第二天清早，四五百名便衣警察悄悄包围了使馆区。 他们不带枪，只拿着灭火器——说是怕人焚毁文件。 李大钊听见外头有动静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房门就被踹开了。 他没有挣扎，只是站起来说：“我就是李守常。”就这样，他被带走了。 抓人的那天是1927年4月6日。 之后的二十多天里，李大钊在警察厅遭到了各种酷刑。

吴郁文亲自上阵，不管是鞭打、电刑、吊打，全都用上了，可李大钊一句话也没交代。 最后连吴郁文都气得摔了茶杯，说：“这人是铁打的吗？” 外头的营救也在同时进行。 北京的教育界、新闻界、甚至一些旧官僚都出面说情。 有人写信给张学良，有人直接找到张作霖，劝他不要“杀国士”。 可张作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，干脆把问题往上推——让其他军阀表态。

结果六个军阀里五个都说：“该杀。” 那段时间，李大钊的狱中笔记开始传出。 他写下的《狱中自述》和《狱中供词》没有一句求饶，反而满篇都是关于国家、民族和未来的思考。 他知道结局已经注定，但还是坚持要“不给组织添麻烦”。 4月28日那天下午两点，京师看守所突然开庭，一纸判决下来：李大钊等20人被处以绞刑。 行刑的地方就在功德林监狱。

说是公开处决，但其实整个过程极其秘密。 绞刑架上，李大钊第一个被推了上去。 那年他才38岁。 刑场上的一个细节被后来的人记住。 那座西欧进口的绞刑架能同时绞死两人，但行刑的人故意中断了三次，每次都等李大钊快要断气时又让他缓过来。 整整折磨了四十多分钟，才算结束。

没多久，几十名好友偷偷把他的棺木抬到了浙寺，临时存放起来。 因为那时候赵纫兰——李大钊的妻子——已经病倒了，实在无力前来收殓。 几个老同学帮忙把她和孩子送回了老家，躲过了后来的清算。 可谁也没想到，李大钊的遗体竟然在寺里一放就是六年。 直到1933年，赵纫兰才回到北京，找到周作人、胡适、蒋梦麟等人，希望能为丈夫办个公葬。 几人一合计，决定将李大钊安葬在万安公墓。4月23日那天，几百人从浙寺出发，护送棺木一路西行。

沿街的市民听说是送李大钊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，送葬队伍连成了一条长街。 时间过得很快。 转眼到了1949年1月，北平和平解放。 市公安局开始接管旧监狱。 有一天，朱文刚带人巡视功德林时，看到一座奇怪的绞刑架，问了看守，对方随口说：“这是当年用来处决李大钊的。”朱文刚当场发了火，回去立刻汇报给市委。 彭真听完更是怒不可遏：“凶手还没抓回来？哪怕只剩一口气也得抓回来！”可问题是，整件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，吴郁文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毫无线索。

就在这时，一封匿名信送到了公安局。 信里写得很清楚：吴郁文现在住在旧鼓楼大街，用的是“吴博斋”的名字。 原来是一名特务为了立功自保，把这条消息供了出来。 公安局的人很快摸清了情况。 一个叫温振海的侦查员装作寻亲路过，在附近打听。 他特意提起“吴”姓亲戚，邻居大爷马上说：“那4号院的吴老头儿以前是张作霖的人，听说还当过大官，现在瘫在床上，哪儿也去不了。”

确认身份后，公安破门而入。 吴郁文没有反抗，也没有辩解。 也许是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。 没过多久，他被判了死刑。 但还没等执行，病情突然恶化，死在了监狱里。 消息传出后，很多人都拍了手。

后来的几年里，其他几名参与行刑的要犯也陆续落网，分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。 1950年代以后，李大钊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课本、演讲、纪念馆里。 可在北京旧鼓楼大街那条小巷里，从那以后，再也没人这样叫过“吴老头”。

参考资料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，《李大钊文集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 胡绳，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，1991年 唐宝林主编，《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史料汇编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，2003年 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编，《北京市志·公安志》，北京出版社，1999年 李大钊纪念馆编，《李大钊烈士牺牲始末》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